ku酷游“爸，我的房子终于装修完啦！你明天上来看看，在家里搞个简单的生火仪式，顺便喝杯酒吧。”女儿的电话中带着激动和兴奋。放下电话，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几次经历房屋装修的情景来。
我的老家在贵州遵义市农村，我家也是极普通的农民家庭。“树大分丫，人大分家。”我的父亲长大结婚时，爷爷奶奶分家时分给爸爸的是一间土墙茅草房，一间猪圈。那时爸爸妈妈很勤劳，省吃俭用买木料ku酷游、投工投劳挖地基，在几个木匠舅公免手艺钱的前提下修起了属于自己的四列三间木架子瓦房。
我开始记事时，我们就住在“大瓦房”里。这栋大瓦房，名字听起来好听，实际是非常简陋的房子——屋顶盖着小青瓦；楼下每间房屋的四面都是用弯七翘八的木板来钉的（正规房子是请木匠把木板推好整整齐齐严丝合缝装的），到处都是缝缝，很多缝缝都是用竹席或者六六粉纸口袋、报纸、作业本纸糊的；楼上部分的每个木格小框，都是用竹片编的，上面先糊些牛屎，再在上面糊上石灰。但在“文革”之前，能够住上这种瓦房已经是“小康人家”了。
我的爸爸虽是农民，但不安于清贫，所以一直在为把房子装好而努力。我的爸爸主意多，除了积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外，他一天到晚在忙活，春天就摘野菜卖、冬天卖点甜酒药ku酷游、夏天路边卖凉粉、秋天山上摘野果（猕猴桃、板栗、柿花）。
他是老家第一个种西瓜的农民，是第一个喂安哥拉长毛兔的农民，是第一个试种天麻的农民。但是，在“文革”中，他的主意再多也没用，因为样样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因此，我家那稀牙漏缝的瓦房在“文革”中一直没能装修。
我经历的第一次房屋装修是在打倒“”之后。记得爸爸看到“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开始了，允许农民修房造屋了，于是大胆地拿出多年的积蓄——两三百元买来五分钱一匹的青砖，买来石灰、筛好煤灰，请来砖瓦匠装房子。
开始是把遮风挡雨的木板拆掉，接着在木柱子框里砌砖墙，再把里面粉糊一遍，最后在里面刷上石灰膏——哇噻，几天时间，家里就变样了——房子外面是一色的青砖，砖缝形成的白色格子格外好看；屋里是洁白光滑的墙壁、明亮的玻璃窗、棕色油漆漆好的门、窗框，每间房子中间吊了一盏电灯，电灯一照，满屋亮堂。
中间的堂屋正中贴着毛；我的房间墙上还有几张电影明星的画。搬进新房间睡，我记得好几天都睡不着呢——读者诸君别笑话，那时农村还有很多人还住在土墙、石墙房子里，还没见过玻璃窗子是啥样呢。
我经历的第二次装修，是在工厂工作近二十年后分得一套集资房时。我1979年参加工作后，一直住在矿山，先后住过木楼、小青瓦房、水泥屋顶的砖木结构房。这次经历报名、打分、审查、公示后，我分到了这套78平米的集资房。集资房在遵义城郊，九层楼、步梯房，三室一厅，设计非常合理。
记得装修时，我因要上班没时间管，就由妻子天天照看。经历大约一个多月的装修，房子装修好了——客厅有了石膏吊顶，卫生间有了洗澡的热水缸（用电老虎烧热水）、冷水缸、防滑砖，大阳台安了玻璃窗改成厨房，小阳台做了水泥书柜，房间过道上面做了储物吊柜，客厅和房间都安了吊灯、壁灯，还安了尾号为6888的电话和闭路电视线路。
记得女儿住进这个新房子，也高兴得几夜睡不着。其实这时候，遵义人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装修在工薪阶层已经很普遍了，农村也开始大量地修房造屋了。
一转眼到了2018年，女儿成家后买的房子也要装修了。这次装修，我总觉得过于奢华了。地砖墙砖木料板材书柜壁柜等等，她们都要挑肥拣瘦，材质、环保、美观、新潮、经济实惠、经久耐用样样考虑，整整半年，终于完工了，花了二十多万不说，还派家人守候了几个月。
但是，这次装修的就和我20年前装修的大不一样了，燃气进了家、网络进了家、waifei、电视电话ku酷游、门禁呼叫应有尽有，地热、高档电热水器、抽油烟机……叫人赞口不绝。
其实如今这些都极普通，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很多农民家里也都一样了，而且还有些高档得叫人说不出个名字来呢。
“转眼就是四十年，改革开放成果显，回首当年贫穷事，如今天天像过年。”放下电话，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这几句话。
巩章玉，遵义新舟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汇川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遵义长征学学会会员。1982年起先后在《贵州日报》《中国老年报》《知音》《晚霞》、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文明网等数十家报刊网站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歌词、曲艺作品等一千余件。童谣《剪窗花》2016年获全国童谣大赛优秀奖；童谣《妹妹急得双脚跳》《数星星》2017年获得贵州省一等奖，童谣《十月北京刮春风》2018年获贵州省童谣大赛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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